[9]参见丁国锋：《法院：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行为不予支持》，载《法制日报》2015年3月3日第8版。

但当时普通法院的诉讼程序过于机械呆板，唯有获得国王令状方可起诉，鉴于此，许多纷争根本无法调和。六、英国对个人隐私的法律保护制度方面的不足与未来发展 《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被披露以后，国内一片哗然，一方面，英国新闻自律机构在管理上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来。

在其著作《隐私与自由》一书中，在谈及隐私权概念时，他对隐私权是这样描述的：…隐私权是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和社会公共机构能够自由决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的程度上和其他人进行信息沟通的权利。（二）公民个人隐私及其隐私权的内涵 隐私的实质性内涵，因其自身的发展特性难以用标准一致的方式来概括。国外的法学家对于隐私权的有关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但是大部分的专家、学者都见仁见智，并没有给隐私权及其内涵下一个统一的、准确的定义。2.在具有保密责任的情况下，此信息被一方传递他方。如果侵犯性的比例越大，那么公共利益所应当具有的价值也就越大。

在他看来，隐私权是保证公民个人能够享有一定的独处空间并且这种独处的状态不受任何人打扰的权利。（二）英国国会关于隐私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活动 产业的分流细化、科技的发展使得民众对新闻资讯方面的渴求日益增加。贝拉米的立场更为明确：对任何事物，人民才是最终的决断者，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权威可替他们作决断。

而第4条的用词是可以（may），这意味着抵触宣告是《人权法》赋予法院的一项裁量权。有学者为了细致区分，把这三位统称为社会一政治宪法论者。[63]不仅如此，我国宪法学也开始在方法论上进行反思，力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宪法学体系。他说：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通常强调的是不受（可通过司法程序执行的）法律限制，而非不受任何政治限制，并不是主张政治行为者享有毫无限制的权力。

这是斯卡曼勋爵（后来的上议院大法官）在爱尔兰共和军实施恐怖活动时期所发表的演讲。[39]吉和韦伯认为，这一规范性转向并非只有汤姆金斯和贝拉米参与其中。

就宪法理论而言，他们设法用政治宪法论来抵抗法律宪法论的话语统治权—法律宪法论是以法院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学术体系的总称。正是在政治问责这点上，共和理论的规范可以用来解释英国宪法。在引用英国的理论资源时，我国政治宪法论者不同程度地忽略了英国政治宪法论的规范性内涵，以及他们对日常政治的强调。[42]换言之，政治宪法只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规范，那就是，政治行为者所设计的宪法，必须确保所有公民的平等参与，必须保证能够向掌权者问责，还要确保这一设计本身在随后的政治过程中能够被再次设计，从而可以确保政治平等、政治问责和无支配。

但是，无论其有多么重要，它都甩不开法律宪法，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宪法本不该成为政治宪法论者的攻击对象。[81]前注[64]，张千帆文，第887～906页。[21]换言之，君临议会所制定的即为法律。……法律只不过是陈述权力关系，仅此而已。

[50]但让旁观者感到疑惑的是，几乎从一开始，论辩双方都只是在简单重复自己已有的立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锋，就连参与者本人有时也不免感到困惑，认为论辩激情有余而启发不足。[57]T. R. S. Allan, The Rule of Law as the Rule of Reason: Consent and Constitutionalism,（1999）115 Law Quarterly Review 221，p. 239. [58]See T. R. S. Allan, Dworkin and Dicey: The Rule of Law as Integrity, （1988） 8 Oxford Journal Legal Studies 266. [59]其实，政治宪法论对法律宪法论的质疑，不只是在法官的非民主性这点上。

[35]而英国宪法的核心制度是部长责任制，部长责任制的运用（这就是英国日常政治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实现共和主义的基本规范。对此，我国学者张千帆教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表达了他对何谓政治宪法论或政治宪法论的主张是什么的困惑：归根结底，政治宪法学必须对中国现行宪法定性，而其基本结论是中国当前并没有一部宪法，至少没有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宪法……即便这个结论未必是某些政治宪法学者的本意，但这恰恰是其立论不可避免的推演结果，……于是，政治宪法学也就成为方向迷失、众说纷纭乃至不知所云的杂论。

法律宪法论又称普通法宪政论，它建立在戴雪的理论基础之上，但对后者作了修正，在思想类型上可看作是洛克林所谓自由规范主义的变体。另参见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在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第50～70页。因此，他们所宣称的描述方法、客观分析方法，都是值得警惕的。基于这种立场，很多问题自然不成其为问题，如宪法序言不具备直接的法律效力。认为审判程序不是政治过程，显得幼稚、无知、不真诚。而对我国来说，现实的宪法问题与英国根本不同，不存在遏制司法权扩张的现实需要。

海尔什姆勋爵是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大法官兼上院议长（1970～1974, 1979～），1970年受封为终身贵族（男爵）。参见前注[31]，G. Gee＆G. Webber文，第285页。

因此，我们不仅没有必要在两种模型之间作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且，为了完整地理解政治宪法论的内涵，我们还必须将法律宪法论纳入考察视野。宪法改革不应该聚焦于限制议会立法能力的权利法案，而应该聚焦于能够增强议会力量以追究内阁部长或其他掌权者责任的政治措施。

[77]郑贤君：方法与意义—宪法学方法与范式，载王锴主编：《宪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5页。也因此，政治宪法具有超强的适应性，即便在激烈变革的时代，宪法也可以通过常规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行动来应变。

[3]这篇演讲后来发表在《现代法律评论》上。戴雪的思想属于保守的规范主义范畴，而此处的普通法宪政论属于自由的规范主义范畴。什么是政治宪法学的第二步呢？就是对‘真实的宪法的规范证成。[44]前注[33]，Richard Bellamy书，第106页。

[72]我国的宪法问题不在于司法独立程度太高、法官权力太大，以致损害和削弱了人大的权威（或有损人民主权），也不在于个人权利太过张扬、权利话语太盛，以致败坏了政治、需要重申民选政治家和选举人在日常政治中的核心作用，而是在于中国法院和人大的作用都较小，法治和民主都有待于进一步发展。[80]前注[67]，高全喜、田飞龙文，第72～80页。

[15] 法律和政治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不仅如此，两者均以冲突作为前提条件，目的都是为了回应冲突。最大的不同在于规范内容的范围大小和精确程度，简言之，政治宪法的规范内容具有模糊性。

就此而言，英、中宪法问题有着根本区别。正如我国学者杨陈博士所说：在政治宪法学背后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作为其结构性前提。

可见，法律宪法论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对议会的尊重（或传统意义上的议会主权）与对议会立法的司法审查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戴雪那表现为议会主权和法治原则如何兼容的问题，而政治宪法论者所看到的或所忧虑的是，民主选举的政治家的政治决定常常被一个非选举的法官所推翻。【注释】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二）规范内容的模糊性 不难看出，尽管政治宪法具有规范内容，但与法律宪法的规范内容相比，它们具有不同的特征。至于价值观念的具体条目，涉及诸如自治、尊严、平等和安全等，理论家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但基本上都把康德意义上的个人自治看成是第一位的：（自治）反映在但不限于现代自由主义痛斥歧视的思想中，它是战后国际上所有人权法出台的驱动力。

中国宪法不能进入法院，这是一个事实。这样，艾伦一方面捍卫了戴雪的普通法宪政立场，另一方面又推进了对议会主权的理解。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是因为他们预设了英美宪法的标准，最关键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宪法学者并没有给出自己的解释，而只是一味地呼吁宪法应该进人法院。一、英国政治宪法论反对什么 英国政治宪法论的诞生，有其独特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指向。

我们要寻找别的出路，即其所主张的政治宪法之路。[1]J. A. G. Griffith,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1979） 42 Modern Law Retiew1，p. 19.政治宪法作为一种思想或范畴，其代表人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拉斯基和詹宁斯，但明确提出政治宪法论，并以此批判法律宪法论的学者，当属格里菲斯。